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各种文明不是独立存在的孤岛，它们的发展也非单体的线性前进，而是多元并存互动交融的协同演进。
在各种文明发展较为独立的上古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已经存在。上古时期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多属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当时不易打破的地理隔绝并未阻碍文明之间的交流。作为西方文明开端的希腊文明，在上古时期便与东方文明之间多有交往。希腊克里特宫殿里出现的真人大小的人体雕塑，其技法取自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艺术传统。希腊人在西亚地区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添加元音而形成的希腊字母，创造了伟大的哲学与戏剧，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期也早已开始了跨区域对外交流。西汉张骞的“凿空”之行，带回了西域的物产与地理及社会信息，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域系统化交往的开始。公元97年东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最远抵波斯湾，贯通了欧亚陆路交通。
在交流途径与内容趋于多样的中古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深度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欧洲文明的发展在大规模借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概念、法律体系的同时，融合了同时期东方文明的一些思想、宗教与技术等元素。古典文明的理性思考，对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与经院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鲁菲努斯、休格西奥等教会法学家在对罗马法的考证与厘清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共识，发展了自然权利的观念。而源出古代中东的基督教，以统一的一神信仰，影响了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与精神归属。发端于游牧地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扩张中接触到了印度、中国等古老的农耕文明，并受其影响部分农耕化。斯拉夫文明所在的地区，曾为古希腊罗马之边疆旧地，其与同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加速了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拜占庭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便是明证。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仿照君士坦丁堡的同名教堂而建，并采用了拜占庭式的穹顶与马赛克镶嵌画风格。
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快速发展。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宋元至明初，海上丝路取代陆路成为东西文明交流的主要途径。以中国为起点、带有鲜明和平特征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并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等交通途径，在15世纪之前总体上遥遥领先的中华文明，为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列举了中华文明影响西方的其他上百种发明，比如机械钟、铸铁法、马镫、卡丹环、帕斯卡三角形、弓形拱桥、定量制图法等。
近代以来，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文明之间互动空前加强，交流互鉴的特征更为明显。15世纪末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带来海道大通，使世界由相对隔绝开始走向整体，各大陆之间联系的空前加强，促进了思想、技术、物种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与传播。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和殖民掠夺中强势崛起，给亚非拉地区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后者在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改革图存求解放，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以中国为例，19世纪以来，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等，先后从器物、制度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经过多次艰辛探索，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发端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革命道路，造就了如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这个文明交流空前频繁和广泛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从其他文明吸收有益养分来实现自我发展。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对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思想家及其倡导的启蒙运动有深刻的影响。而在中国古代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对英国等西欧国家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作用。总的来说，近代以来东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等文明交往现象，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制度思想、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交融与革新。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人类生活在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客观现状更加需要我们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
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消融去除各文明的本性。如中华文明经历几千年时代变迁而延续至今，虽与外部文明不断融合与发展，但基本特征始终不变，并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实际上，正是因为文明各有特色，交流互鉴才成为必要。只有在多姿多彩、各美其美的世界中，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会为文明带来新的发展。
“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秉承文明冲突论而建立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企图，终究无法撼动交流互鉴带来的世界文明多样性这一必然趋势。因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已经充分表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鲜明底色，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