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外专家学者“齐鲁访学驻研计划”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由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共同发起，山东出版集团大力支持，立足山东儒家文化资源富集优势，架设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桥梁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日，“齐鲁访学驻研计划”学者、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伍晓明接受中国孔子网专访，分享其对中西文化研究的感悟和见解。
“齐鲁访学驻研计划”学者、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伍晓明
中国孔子网：您先后在中国和英国求学，获得了复旦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以及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种跨文化的学术背景对您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伍晓明：跨文化的学术背景让我能够拉开距离看待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所谓跨文化首先是跨出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只说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仅仅待在自己的语言之内，那么我们其实就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这可以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我们始终生活在语言之中。“始终生活在语言之中”意味着，始终在某一特定语言之中，而这一特定语言通常都是我们的母语。我们通过语言看世界。一个语言为我们展开的是一个世界。因此，当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语言即所谓母语而进入另一语言时，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回看自己原来的世界，这也就是说，自己的母语，我们就能对自己的语言，从而也对与此语言密不可分的思想文化传统，有了新的认识，新的了解。所谓新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不是说，将我们从与另一语言和另一思想文化的接触与对于它们的学习和研究中所得来的东西，套用到甚至强加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文化之上，而是在因为接触新的语言思想文化资源而获得的“灵感”的激发下更好地回到自己的传统。这也就是说，要更好地研究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而且，不是仅仅“为了传统而传统”，不是仅仅为了增加民族自豪和自信而传统，也不是仅仅为了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恢复或打造为某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回到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研究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回应我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所必然和必须面对的种种迫切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还有一点，在我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工作中，我从以前从事的文学研究工作，尤其是我翻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工作中获益匪浅。我从中所获得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养成了对于文本本身的细读，以及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对于文字本身的注意。思想与语言密不可分，通常所谓的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的说法并不足以表明此种“密不可分”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在一个非常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与语言是“一体”的。离开一个字一个字构成的文本本身来谈论一个思想就是“空说”，因而也就是“说空”，因此我在自己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回到文本本身，非常重视对于文本本身的细读。而且，我所做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以及后来所做的哲学翻译工作（我翻译了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也让我养成了在自己的写作中追求语言表达的严谨和准确。这些都对我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有很好的影响。
中国孔子网：您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思想传统与比较哲学，擅长运用现象学、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工具重新诠释中国经典文本。作为齐鲁访学驻研计划的学者，您重点关注了哪些方面的学术问题？有哪些新的收获？
伍晓明：我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时拟定的两个研究项目是“生之义”和“义之利与利之义”。你也许可以看出两个项目的标题都至少是某种一语双关的表述。“生之义”既意味着“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意义”，也意味着“生命的正义”，亦即生命应该以之作为指导自身之生活的原则者。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所谓“义以为质”就蕴含者要以义即正义来指导生命之意。而这当然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说。我想用“义之利与利之义”这一标题所表达的则是义与利二者之某种不可分性，尽管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的一个基本意思是“价值”，所以“喻于义”就可以被理解为“知道或懂得义所具有的价值”，而义当然是仁、义、礼、智这些最基本的儒家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如果“义”有其“利”，那么“利”是否也应该有其“义”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所谓“利有其义”可以理解为，利本身，或者对于利的追求，以及利之获取，应该有义这一伦理原则作为指导，这样人就不会“见利忘义”，而是会“见得思义”。我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找到连接义与利二者的某种“道枢”（庄子语），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将义利作为截然对立的观念来对待。就我拟定的这两项课题而言，从我以上的简短介绍中，你们也许已经可以感受到些许的解构意味和现象学意味。不将义利作为截然对立的概念就意味着解构这一“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而解构当然从来也不意味着打破和拆毁，相反，解构始终是为了达到那些传统上被分出高下的对立项——例如在义利这一对立中，义总是被置于利之上——的“道枢”或那些既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又让它们互相区别、互相对立者。这样的研究工作则始终意在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或更好地思想。这些是我来到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之前就开始的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完成它们还需要不少时间。以上对于这些研究课题的简略介绍非常简单化，希望不至于让读者太过误解。
学术和思想访谈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受访者受到诸多限制，首先就是时间和篇幅，因而必然会“语焉不详”，而读者又总是希望能够通过阅读访谈这样的“思想快餐”而获取某种营养，因此采访者，受访者和读者都应该对访谈本身保持必要的谨慎。访谈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引导读者去阅读严谨的、系统的专著。因此，关于解构，尤其是我所理解的解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或应该去参考我的《解构正名》，那原是一篇超过六万字的专题研究，单独发表过，后来又收入我的《文本之“间”——从孔子到鲁迅》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解构正名》中，我尝试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和孔子的正名放在一起来说。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解构正名”又是我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字游戏”，当然，我通过这一文字游戏所欲表达的其实是非常严肃的。“解构正名”之所以可以视为某种有意义的文字游戏，是因为这一表述可以“两读”，亦即，既可以读为对于“解构”的“正名”，也可以读为对于“正名”的“解构”。而这意味着，第一，对于任何外来的观念，外来的思想、理论、方法，“正名”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任务，不然它们可能就始终都会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之中，而不能对我们的思想有真正的裨益。第二，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耳熟能详的传统思想观念，我们始终都有一个“解构”的任务。当然，也不能仅止于此，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人云亦云。而在我看来，在我们目前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提倡中，人云亦云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或不小的危险。因为，一个价值的观念，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却很可能会在人云亦云的重复中失去棱角，失去其锋芒，从而失去其意义和价值。
中国孔子网：您曾出版著作《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和《“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您是如何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家经典进行对话的？这种对话对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意义有何独特价值？
伍晓明：除了英语写的博士论文，《重读孔子》可说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西方哲学的“灵感”的激发下研究儒家思想传统的第一次系统尝试。我总是强调“灵感”这个词，因为我想表达的是，西方哲学，或广义而言的西方思想，对于我而言不是应该被套用的理论框架，也不是我们可能提出的任何论点的权威支持（我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从来不以引证权威的方式引证任何西方“大家”[或中国“大家”]的话）。但我总是能从对西方哲学家的阅读（翻译）中获取灵感。就是说，他们对待自己传统的方式，他们阅读自己的经典文本的方式，他们的分析方式和表达方式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在自己的圈子里待久了，看到别人怎样做事，看他们怎样做的与我们自己不同，这就有可能让我们也去尝试一种不同的方式。这就是可以从他人那里来到我们思想之中的灵感。这里，我可以读一下我在《重读孔子》的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第318-319页）。那还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写下的：“我的学术训练本来是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但对于哲学我却一直情有所钟。对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兴趣则将我一步步引向或者引回哲学问题。认真地、辛苦地读了一些现代西方哲学著作——首先是德里达，然后又在德里达的带领下来到列维纳斯和海德格尔——之后，我觉得这些思想中似乎隐含着某种有助于我们重读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这就是我写《重读孔子》的起因之一。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这个西方文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作为一个以汉语为母语者，我希望在我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文化传统中找到某种真正的新，某种真正的未来。这当然不应该意味着任何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倾向。相反，这应该是对于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无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所说的如何普遍，我们都必然只能在某种语言中说。对于我来说，这一语言就是汉语。即使我们想超越一切特定语言而达到某一‘普遍语言’，我们也必然只能在某一特定语言中表达这一超越的愿望和宣布这一超越的追求。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对于普遍和超越的追求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与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某一特定语言既是我们表达任何普遍愿望或普遍思想的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是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语言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和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的语言也需要我们给它一个可能，一个机会。亦即，我们需要在这一语言中通过这一语言而为这一语言创造机会。否则，在我们这个有多种语言并存但并非总是在实际上平等的世界上，我们的语言就将会没有自己的机会，或者失去自己的机会。所以，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重读中国传统也是希望给这个传统的语言或者语言的传统一个机会，从而让我们重新拥有这一语言，或者让这一语言重新拥有我们。本书对于语言的分析隐含着这样的欲望，而这一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则得益于我的文学训练。”
中国孔子网：您的工作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其跨文化比较方法既非简单的比附，亦非生硬的批判，而是以中国思想为根基的创造性诠释。您认为自己的研究在跨文化比较方法上有哪些独特之处？
伍晓明：如果问我觉得有何独特之处，我始终都想强调的基本之点就是，回到文本本身，让自己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向文本敞开。我想说的是，经典文本在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诠释中，无论是在传统的诠释中，还是在自从与西方接触以来所谓汉学家的诠释中，经典文本之上都已经层层叠叠地沉积下了诠释层，就像沉积下来的不同地层一样。当然，这些诠释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重新接近原始文本，理解文本，但另一方面，这些诠释也会限制我们重新体验原始经典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力量，从这些文本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开始，从其表达方式开始。因此，面对经典文本而敞开自己，首先就是让文本重新向我们说话，就是让文本开始质疑我们必然带回到文本那里或带给文本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这也就是说，“种种成见甚至偏见”。因此，我在阅读经典文本时试图小心谨慎地尽量避免将现代概念，无论是现代以来创造的，翻译而来的，还是近年输入的，带到我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之中（这就是说，在我所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当然，我不可能完全避开现代概念，既然我所说的汉语就是现代的，就是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影响的或多少已经“欧化”的汉语）。相反，我总是试着用最贴近文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谈论经典文本。而且，我总是希望从文本本身之所言及其所欲言者开始，而不是先用一个大故事，即如今大家喜欢说的“宏大叙事”来框住文本。
《重读孔子》已经是写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了。如果可以举个比较切近的例子，我可以举比如收在我的《之前之间之后之外》一书中的“孔子的问与知”。问即提问，知即知道、认识、知识，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的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就是，“问题（亦即，提问）是思想的虔诚”，这意味着，如果思想忠于自身的使命，那么其第一任务就是发问，就是提问，而不是给出答案。自以为总是有答案可以是思想的某种自负或某种傲慢的表现，而能够提问则是思想的真正的谦虚，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虔诚”。而孔子应该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自己“无知”，说自己“空空如也”。孔子当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一样的长篇大论，而这部分也就是为什么当黑格尔读到《论语》的翻译时，他会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一些道德格言，并没有什么高深精妙之处。黑格尔这一评价所反映的或者说为我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孔子的表面上的似乎只是“只言片语”的文字中，读出孔子虽然没有明言但其实却是支撑着这些“只言片语”的深刻思想。因此，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人来说，始终都有一个“怎么读”的问题。在此，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努力回到经典文本本身（这应该是一种现象学式的要求），而且要回到和深入经典文本所植根于其中的经典语言或通常所谓古代汉语。试举一例：我在《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中首先试图理解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一问题可说同时既是概念问题也是语言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汉语中的三个似乎相当不同的概念却可以为同一“命”字所表达？在经典汉语中，天命或使命之命是“命”，生命或性命之命是“命”，命运或运命之命也是“命”。但如果我们分析“命”这一概念的意义结构，就可以看到这三种命其实皆统一于“命”的本义：命这一概念必然蕴含着一个命令者和一个接受命令者，即受命者。天命是命就意味着，人有来自至上之处的命令，或者“至高命令”，而这就是人应该完成的命令。这一命令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首先就是人所接受下来的生命本身。生命是命就意味着，生命本身首先就是一个人应该和必须接受下来和加以完成的命令或任务，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当然，一个人来到世上可能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人首先只是被动地接受生命。但是接受生命就意味着接受一个命令，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规定这一任务内容的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天。就此而言，人之生命就是人之天命。这就是我在分析“天命之谓性”时所进行的第一步工作。这是通过回到和分析“命”的本义而完成的。最后，还应该说说命运或运命何以也是命。命运是命，这首先就意味着，命运就像一个命令一样，也是人首先必须接受下来和承担起来者，无论人是否心甘情愿。因为，只有首先将命运作为一个命令接受下来和承担起来，人才有可能设法最好地“对付”自己的可能看起来很不好的命运。所以我在《天命之谓性》一书中曾说，中国人有时会说的“认命”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被动，似乎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但在此种被动的表面下面却是一种原始的主动，一种坚定的决心。只有“认命”，只有先把可能只是偶然落到自己身上的命运“认下来”，人才有可能决定去“完命”，并且设法去“完命”。因此，三命以深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我这样说当然是极其语焉不详，其用意也只是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去读我原著中的具体详尽分析而已。
中国孔子网：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以文明对话应对时代之变，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伍晓明：文明对话当然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但我想说，任何对话的基础和出发点都是自我向另一文化真正的敞开和自我对于另一文化真正的尊重，无此便无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足乎己无待于外”，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对话，或者对话的尝试，对话的努力，总是必须从己开始，而此己必须是一个能够觉得自己“空空如也”的自己。这是孔子面对一位“鄙夫”即乡野之人的提问时的感觉和态度（关于孔子的“空空如也”，读者可以参看我的文章《孔子的问与知》，收入我的论文集《之前之间之后之外》）。提问，他人向我们提问，我们向他人提问，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对话。孔子博大精深，但他却说自己面对鄙夫的提问时空空如也，这当然可能有谦虚的成分，但这却也表示着任何对话者都应具有的一种根本态度。通过这一例子，我想表明的是，在所谓文明对话中，开放态度和谦卑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能从自己的传统中很好地学到这些。这也是儒家所极为重视的礼的一个根本精神，即“卑己而尊人”。
中国孔子网：随着全球哲学对话的进一步深入，“以中国思想为根基的跨文化对话”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您认为未来这一模式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激发更多关于文明互鉴与理论创新的思考？您对这一模式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伍晓明：其实思想者总以创新为己任，思想者的任务更多的是要思考“未思”（theunthought）而非重复“已思”。就此而言，一种模式的意义就在于激发其他的思想者去创造另一不同的模式。而新的思想、新的事物就有可能从不同的模式中涌现出来。因此，模式的意义之一可能就在于模式的突破，而“理论创新”也就有可能从这样的突破中产生。如果你们问我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也许就是，在自己的母语中（在我们的生机勃勃的汉语中，在这一既非常悠久又非常年轻的汉语中），创作出“一些无法翻译又必须翻译”的东西来。我这一说法需要解释一下。每一语言，每一文化，每一思想，或每一文明，都必然会有其独特的东西，或者说，都会有只能从自己的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植物”，它们就会是这些语言、文化、思想、文明对于其他语言文化思想文明的独特贡献。这些产品一方面是独特的，是无法翻译的或无法移植的。例如在我们的语言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诗词。任何翻译都无法传达它们的精华（诗人们和文学批评家说，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想想看，例如，李商隐那些凄美的诗作译为外语后还能剩下什么吧）。然而，另一方面，虽然无法翻译，但却又必须被翻译，如果它们应该跨出自己的语言文化边界的话，如果它们应该能够为所有语言文化所共享的话。因此，我想冒某种简单化之险说，每一语言、文化、思想或文明所能贡献于其他语言文化思想和文明的最独特的和最好的东西都是（当然，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无法翻译而又必须翻译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位在自己的语言文化思想传统中进行创造性的人文工作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志向或雄心。我期待我的思想和学术同仁们以及我自己皆能以之为目标，无论我们实际所能成就者如何微薄。
中国孔子网：您的研究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对于希望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年轻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伍晓明：我觉得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其实都很难。但如果必须回答这一问题的话，我只想谦卑地建议大家去翻阅我写的东西。因为，我很认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一次被拍摄成短片的访谈中的一个说法，即与其读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任何介绍、评价或传记，都不如去读他的一页原著。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文如其人，哲学家或思想家最生动地出现在他的写作之中。一页作品的阅读就可以让读者犹如与这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在进行面对面地交谈。我自己对此深有同感。
如前所说，我的灵感或启发基本就来自我所阅读的那些哲学家。所以，如果有年轻学者觉得我迄今所写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意义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既看看我写了些什么，也注意一下我是怎么写的。最后我还想对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说的是，任何哲学家，或者任何作家，当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时候（亦即，当他们谈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哲学家或一个作家，就其为哲学家或作家而言，就是他们的作品，舍此就并无这一哲学家或这一作家。作品就是他们最真切的自己，因为只有在他们最认真、最严肃、最一丝不苟的作品中，他们才将自己作为思想者而向读者和盘托出。但当他们只能以或多或少语焉不详的方式在访谈中或电视上或任何公众场合谈论自己时，他们就既是在简化自己，也是在“扭曲”自己了（这当然也包括我的这篇访谈）。当然，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简化或“扭曲”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信息化时代的生活所提供给我们的海量信息，而人们都渴望知道，渴望了解。但是，思想者之为思想者的任务却是展示思想对象的复杂性而引导人们避免简单化。避免简单化，避免制造思想的“快餐”与困难共在，亦即，与困难生活在一起，尽管这并不保证我们一定会产出“精品”，这就是我在此次访谈中所能给出的最后建议，或唯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