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外专家学者“齐鲁访学驻研计划”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由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共同发起，山东出版集团大力支持，立足山东儒家文化资源富集优势，架设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桥梁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孔子网特开辟专栏，刊登部分驻研学者的高质量学术文章，以飨读者。本期推出意大利联合校园大学副教授杜斯佩（GiuseppeGinepro）文章《正义之道与选贤任能之世——释<礼运>首章》。
“齐鲁访学驻研计划”访问学者，意大利联合校园大学副教授杜斯佩
正义与选贤任能是稳定政治体系的基本要素，其特征在于以公平与集体福祉促进公共和谐的追求。本文认为，《礼运》开篇所倡导的正是正义与贤能政治，而非反等级制或无差别的平等主义。首先，本文通过郑玄注疏论证这一公正政体的理想；其次，结合杨天宇注及《论语》，阐明该理想与儒家理想政体的契合性；最后，基于康有为及《论语》的诠释，本文论证《礼运》所传承的儒家正义观对构建当代贤能政治体系具有根本意义。
本文首先考察《礼运》所倡导的政体形态。经文宣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郑玄注认为，《礼运》之理想政体契合“正义”与“大同”原则。在此政体中，正义通过“大同”得以实现——其以特定方式建构社会关系，使个体各依其才、各尽其用。统治者“让位于圣”，确保治权不为世袭特权所垄断（“不独亲其亲”）。《礼运》将此原则推展至社会伦理：子女之孝不限于生父，君长之慈不囿于己子。郑玄指出，此种普遍化的情感消除了偏私，使“选贤任能”得以畅通无碍。由是，民众既能实现道德完满，又可享有分配正义。加之个体各得其位、各尽所能，故无人遭受匮乏，终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无匮乏社会。此框架最终达至“大同”理想，实现“和宁”之境。要之，《礼运》明确构建了一个兼具正义性与包容性的政体模型。
第二个核心问题在于：《礼运》所倡导的公正大同政体是否契合儒家政治理想？杨天宇的注疏明确指出，古代圣王的“大道”集中体现了儒家政体的精髓。这一阐释与《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模式相互印证，更得到《孟子·滕文公下》的进一步支持——该篇警告世人，背离先王之道将导致政治衰败，而这种衰败根源在于统治者未能持守此种正义标准。杨天宇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段经文译为现代汉语时，明确将《礼运》与儒家统治范式相联系。他的译文特别强调：这一“大同”世界与公正贤能政体至今仍具典范意义，正是因其能够培育社会信任与和谐。从根本上说，这些原则的可欲性反映了儒家“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总而言之，《礼运》为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份权威蓝图。本文最后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礼运》所呈现的典范性儒家政体，对当代贤能政治与正义理论是否仍具现实意义？康有为曾尊《礼运》为“万国之至经”，其《大同书》更将“大同”理念视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根基。鉴于“大同”思想在《礼运》儒家理想中的核心地位，康氏力倡此种政治模式。尤为关键的是，《礼运》绝非主张反等级制度或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而是提出了一种能够培育贤能政治的儒家正义观。在此意义上，《礼运》实为儒家治理思想的宣言书。这一理念与《论语》的治国思想高度契合——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统治确保贤能之士得以执政。同样，《礼运》中的儒家政体通过德才而非强权确立统治合法性。正义与平衡构成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诚如《论语》所言：“君子周而不比”。与《大学》相仿，《礼运》将治理根基深植于亲亲之情，儒家行政皆通过合宜的礼制实践得以体现。因此，《礼运》与儒家核心经典共同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公正”与“大同”政体。对康有为而言，《礼运》更是孔子“微言大义”的真传。《礼运》开篇所提出的贤能公正政体，不仅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儒家正义框架，其现实意义至今未减——要实现其中描绘的贤能政治愿景，就必须积极践行它所指引的正义之道。
在冲突与失序的时代背景下，《礼运》的政治愿景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该文本阐述的儒家框架之所以保持当代价值，正是因为它推进了一种贤能政治的理想。采用《礼运》的进路不仅能够促进更大的正义与大同，还将在我们时代的所有国家中培育和谐与和平。《礼运》和儒家政治思想所强调的原则仍然需要我们认真考量。当政治制度必须持续应对正义和贤能治理的问题时，寻找这些挑战的可行解决方案变得日益紧迫。在此背景下，《礼运》提供了值得仔细考察的宝贵洞见。该文本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政治困境，使其研究既及时又必要。